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人，都难以抹去心中那段令人恐惧的记忆，那是深入骨髓的痛。
饥荒年月绝对不会流行像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那时的流行病是浮肿、营养缺乏症，脸肿、腿肿，肿得锃亮，浑身乏力。人们聚到一起，谈论的全是吃。那年月，人饿急了，确实会“异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为一口吃的，可能会不顾脸面。在动物本能占上风时，人格、尊严一文不值。1959年国庆节会餐，很多同学早早净腹，准备冲刺，人人都拼命吃，直到吃得肚胀如鼓，弯不下腰，不得不相互搀扶着沿运动场跑道一圈圈漫步消化，只能挪步，快走真担心肚子会爆炸。后来饿急了，约几个同学去食堂偷萝卜，这看起来挺丢脸，但是当大家知道，有一位教授穿着笔挺的呢大衣到粮店偷了两衣袋大米时，又在喟然长叹之余自我宽释：这是生存危机带来的斯文扫地。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全民办大食堂的岁月。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高产小麦田里，小孩坐在麦穗上居然不下沉，昨天卫星还是亩产万斤，今天纪录就被刷新为五万斤，而亩产十万斤的卫星一上天，前边的纪录全都黯然失色，没人敢置疑，把几十亩的麦子移栽到一块田里，再请记者去照相，画家黄永玉就创作过这样一幅木刻画——一个小孩站在麦穗上跳舞。造假的人疯了，领导疯了，记者也瘋了，连科学家都疯了。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从光照、通风理论上给出科学论据，认为卫星放得有科学性。这篇奇文的题目是《粮食亩产会有多少》，钱先生说，“经科学论证，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作为植物利用，其中五分之一制成可吃的养料产粮，稻子亩产不是三千斤，而是二十倍，六万斤，这并不是空谈”。他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他从力学原理推断，单位面积干物质量为九十四万斤！
真叫人咂舌，他比放卫星的生产队队长们胆子更大！所以领导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是够的。”
这还怕什么？于是举国上下都在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声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是1958年的秋天，大学生们下去大炼钢铁、深翻地，在田里挖狼屎泥。“狼屎泥”是一种毫无养分的土，不知上边吹的是什么风，那时我们用人拉大车，把一车车狼屎泥从这块地倒到另一块地，接连夜战，人困得常常扶着车辕子就睡着了，前边一个人倒下，后边打瞌睡的人全拥上去跌在一起，人们像叠罗汉一样叠在一起，却是鼾声大作。
累虽累，但伙食好，白面馒头、红烧肉，可以“掂起大牙、甩开腮帮子”海吃，每天还发两个鸡蛋，连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利益均沾。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天，鸡蛋停发，红烧肉断顿，一打听才知道，县副食品公司库存的鸡蛋早已发光，共产主义只好暂时告一段落。于是乐极生悲，老天开始给我们眼色，以空前的饥饿来惩罚我们。
那时妈妈在乡卫生院工作，饥饿导致大面积人群患上了浮肿病、夜盲症，她配制了一种药叫“康复散”，是专治浮肿的，有别于所有中药，不苦涩，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满口甜。我竟把这美味带回学校给同学分享，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康复散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妈妈苦涩地笑着揭开了谜底，康复散是“糠麸散”的谐音，只不过是把炒熟了的糠秕拌上古巴糖而已。我虽然一直有再尝一回康复散的愿望，但真端上来肯定难以下咽。我想，这就像朱元璋后来想吃受难时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吧。
饥饿离我们远去了，如果跟今天的孩子们说这些，恐怕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有人统计，现在每年餐桌上浪费的两千亿斤粮食足够两亿人口吃一年，我真害怕我们的后人直到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之后再醒悟。
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原载2014年9月4日《吉林日报·东北风》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