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李润新
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党1956年提出来的发展科学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的学术民主，主张在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科学中和学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去解决。
百家争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各家，在政治上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对当时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科学史上将永放光辉。百家争鸣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学术民主、自由讨论的优良学风，是我们至今仍应传承和发扬的好传统。
然而，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激进的学者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搞拉丁化”的主张，并以“狂飙”的形式席卷社会各界，特别是语言文字学界，尽管在反帝反封上的贡献不能否认，但同时却也开创了一个破坏百家争鸣优良传统的先例，留下了应深刻反思的负面影响。
百家争鸣方针，正是在总结中国古今发展科学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反映了科学学术发展的规律。
回顾百家争鸣方针颁布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结论：百家争鸣是唯一正确的发展科学、文化、学术的方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须遵循的方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我们懂得：什么时候不折不扣地贯彻这一方针，什么时候科技和学术研究就繁荣昌盛；什么时候违反了这一方针，科学和学术研究就萧条式微。
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可以将这六十年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状况，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既有质的区别，又有时续的连接，两个时期既有拐点和转折，也难免有渐进性过度和转化，前一时期实行的方针政策、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和社会弊病，不可能不影响后一时期。
在前三十年中，尽管在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取得了些许业绩。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深重影响，科学、文化、学术界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上，受到了严重干扰乃至破坏。在科学、文化、学术上造成的损失乃至浩劫是极为深重的，在学术队伍中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我们语言文字学界，更是重灾区，阶级斗争观念可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上溯五四时期，一些学人把本来没有阶级性的汉字，硬说成是有阶级性的，什么“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什么“汉字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什么把“废除汉字”视为“废除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等等，都是汉字有阶级性的论调。历史早已证明，这种把汉字定性为“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论，是绝对错误的，是一大文字历史冤案。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伟大祖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世纪之交，语言文字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与复兴中华文化同步的“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的口号，我认为，这是胡锦涛同志称赞的“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一个表现，这是语言文字学界世纪性觉醒的一个标志，令语言文字学界为之振奋，为之鼓舞。
但是不和谐的论调仍然存在。2008年12月13日“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一位退休教师的长篇文章《切实端正学风，弘扬学术正气——就立即建议停止对徐通锵教授及其〈求索者：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的炒作的公开信》，这篇打着“切实端正学风”的文章，充满“文革”遗风，上纲上线，把学术争鸣演变为政治斗争。该文不仅对徐通锵先生为人、为学大加贬损，同时，对潘文国、杨自俭、吕必松、鲁川、戴汝潜、宋金兰、李娟等学人，也极尽矮化、丑化之能事。对他们的卓越贡献、论著的主旨和学术造诣，一概不论；却或断章取义，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以某一他认为不符合规范的术语大做文章，或私下给他们所在单位领导写信告状，对其人其文加以全盘否定。甚至对《光明日报》和商务印书馆、《中华读书报》也横加指责。该文对多年宣传汉字科学性和优越性的徐德江先生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称得上是在新时期制造冤案典型案例。
该文这种做法引起了语言文字学界较普遍的反感。
该文所表现出的“上纲上线，把学术争鸣演变成政治斗争”的“文革”遗风，是干扰新时期百家争鸣的歪风邪气，是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歪风邪气。这种文革遗风不是孤立的，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它有害于安定团结，有害于社会和谐，有害于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有害于大兴自主创新之风，有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同心同德，为清除这种“文革”遗风，为树立和谐、民主、有序的文风而不懈奋斗。
是学术争论还是政治陷害
江枫
1997年1月25日《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栏第5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的文章，据该文揭露：《汉字文化》“为了反对简化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它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再论汉字的恶性简化》，文章中说：‘我不由得感到
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
事实上这里所“摘引”的只是半句，最后那个标点原本是分号“；”而不是句号“。”而且在那个被篡改成句号的分号之后还有这样半句：“亏得五十年前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海岛起，也不曾设立一个文改机构推行一套记录闽南方言的拼音文字，否则今日台湾岛上台独的气焰定会更加嚣张。”
但是《坚决》一文的作者，在把一句砍掉一半之后，居然敢对见不到原文和全文的读者说：“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请问该刊的编辑部，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要达到什么目的？”
能够把这样晓畅明白的句子“理解”成“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显然，不是出于误读误解！早在1996年9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室编”而“欢迎传阅、欢迎转载”的《语文简讯》第三期上，《坚决》一文作者就在“摘引”了被他拦腰切断的我那半句话之后就已经装腔作势厉声煽动过：“大家听听，这是什么话？”据他说——为免断章取义之嫌，全文照录如下：
“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无理强占了我国的台湾，台湾人民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亡国奴生活。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国耻！日本占领台湾时，强行推广日语，企图使台湾人民忘掉汉语汉字，忘掉自己的祖国。台湾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坚持传授汉语汉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已经过了50年的今天，《汉字文化》竟然站出来为日本侵略者叫好，表示‘庆幸’，胡说什么我们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这种美化日本侵略者、恶意攻击我们政府的言论，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段话还胡说什么我们实行文字改革是‘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使中国人民看到汉字‘就感到心烦和恶心’。这是什么‘学术讨论’？完全是恶意的政治上的诬蔑和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