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50岁以下的人，知道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很少。50岁以上的，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解放思想的盛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会议的缘起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记得我住9层。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100多人，其中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建国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6毛、8毛、1块5，自掏腰包，自选标准。那时物价便宜，8毛的伙食就很不错了。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好像只开过三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郑仲兵他们，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讨论得非常热闹。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纪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40刚出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除非你自己认为什么地方需要改一下，那就改一下。一个月的会议，出了280多份简报，数百万言的文字。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可与比美。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不开。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阻碍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人民群众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斗争在上面和下面都悄悄地进行着。邓小平首先发难，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积极筹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组织人写文章，重编教学大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2日晚上，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他说，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列宁提出这个学说的时候还不是真理，按照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定要等到二三十年以后，实践证明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热烈拥护，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吴冷西认为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他的嗅觉很敏锐。这篇文章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否定他那些极左的指示、决策。吴冷西把矛盾挑开了。没有他发难，“真理标准”讨论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1978年9月，《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授意下，副总编辑方克动手，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为《重温〈实践论〉》。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
文章送到中央常委。叶剑英副主席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召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这篇《重温〈实践论〉》起了大作用。没有这篇文章，不会有叶剑英的建议；没有叶剑英的建议，未必会有理论工作务虚会。叶帅提出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至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那个会大家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开得比较成功。所以他就想，理论界不妨也开这样一个会。12月31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这就是会议的来历。
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2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人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这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第二阶段变化就更大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确定参会人员的方式也不同。第一阶段即“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人，不代表单位，也不受单位指派，而是作为个人，直接由中宣部和社科院指名邀请。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反映了上面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倾向性非常明显。北京大学除冯定先生外，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郭罗基、王贵秀和我三人。会议筹备组给北大打电话，说要请你们那里4位同志出席理论工作务虚会。北大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开会了，北大党委发现我们在会上的发言完全不合他们的口味，于是打电话到会上说，他们要换人。这边回答说，你们换什么人啊，又不是你们委派的代表，怎么换人？把他们顶回去了。第二阶段参会人员名单，就不是这样定了，仍然是老办法，由各省市党委指派，所以他们称“代表”。
我被邀请与会，大概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我的表现有关。早在1971年初从干校回来，我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所觉悟。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10几天后，我得知这个消息，正好从马里援外回来的铁岭农学院姜绍卿来看我，谈起这件事，我说：“文化大革命破产了。”从此我扔下自己的专业欧洲哲学史，转而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及至毛泽东逝世，我有用无用的稿子，写了一抽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王贵秀合作，发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批判“全面专政”的三篇文章，在业内略为人知。我猜想被邀请到会，是于光远先生推荐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我的几次发言
会议分五个组，每组33人或34人。我在第一组，召集人胡绩伟、张光年、黎澍三人。老一辈的，有吕正操将军，一个很幽默的秃顶老头，和我临座。有一次闲谈时说到太监，他问我，你看过《宦官传》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要以为只有阉了的才是宦官，不阉的也可以是宦官。我知道他在影射谁，他也看出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露出了狡黠而会心的微笑。
会议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也作过几次发言。
一、早在1977年5月，王贵秀和我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汪东兴看到以后说：“‘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是批毛主席！”不久，我们又写了两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不许批判不是“四人帮”的“鸟理论”的禁区，很快被打破。我和王贵秀会前做了准备，给会议提供了一份正式材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会上又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从理论上对它作了批判。我们在会上提交了一个关于“全面专政”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1977年6月做的，请人民日报排印后分别报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给他补送了一份。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认为“继续革命”的提法本身没有错，可以保留，只要对它的内容重新作出解释就行了。孙冶方先生、廖盖隆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持这种看法。后来在我们举办的专题沙龙上，经过讨论，终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所谓“继续革命”理论，从内容到提法，必须彻底否定。关于“全面专政”问题，也有认为这个提法可以保留的，但很快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一个为法西斯专政张目的理论，同样必须彻底否定。
二、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涉及到华国锋搞的新的个人崇拜。从个人崇拜的表现、危害、理论和历史根源，直到个人崇拜的历史观基础，什么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最最最”，“顶峰”，“几百年出一个”，所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陈年垃圾，统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痛快淋漓。
文革中，个人崇拜成了一种极其残酷的杀人武器，只要被指对毛泽东有所不敬，那是弥天大罪，不知道多少人死在这个罪名之下。个人崇拜是独裁制度的意识形态，是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凡是有独裁制度的地方，就有个人崇拜。独裁制度不灭，个人崇拜不会绝种。
我在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从〈东方红〉到〈交城山〉》。《交城山》是山西的一首民歌，后来改了词，变成为一首专门歌颂华国锋的歌。《东方红》这个歌，最初是陕北一个老农的口头创作，作为农民的一种感情表达，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几十年来官方把它作为标准的颂歌，作为一种程式，每逢大会必唱。我把《东方红》跟《国际歌》做了对比，《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会上对华国锋搞新的个人崇拜也有涉及，但不很尖锐。
三、对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我在《文化大革命应设一个专题议一议》的建议中，提出从五个方面研究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果部分，讲了11个“大破坏”：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破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对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建设的大破坏，对科学技术的大破坏，对社会公德的大破坏，对民族团结的大破坏，对我国国际威望的大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破坏，直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破坏。会上不仅讲了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还讲到建国以前的政治运动，例如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
会上的一些讨论
此外，会上有一些讨论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四人帮”认为17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他们为发动文革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的诡辩，就要为17年正名。结果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17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如此，为什么17年里发生了那么多错误的政治运动，害死了那么多人？这是因为革命路线其实就是极左路线。
教育战线上，毛泽东有“两个估计”：建国以来的教育战线，领导权基本上不在我们手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内。会上一核对事实，不对了，教育战线一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管着，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刘少奇的所谓“黑线”没有任何瓜葛。可是，这“两个估计”，不仅给刘少奇横加了一个罪名，还把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整得死去活来。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变成了刘少奇的罪孽。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推翻“两个估计”，这可成了天大的难事。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后来，在迟群专案组工作的孙长江在迟群的笔记本里翻出两句话来。毛泽东说，“迟群这个孩子我喜欢”，这是第一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这是第二句。孙长江说，第一句，有利于“四人帮”，有损于毛主席，不好拿出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正可以用来解决“两个估计”的问题。汪东兴说，有主席的话啊？那可以了。我们在会上调侃说，要是迟群本子上没有这两句话，或者孙长江没有找着这两句话，“两个估计”还要不要推翻？其实，这两句话，也不是迟群亲耳听毛泽东说的，是听谢静宜转述的，可靠不可靠还未可知。
文艺上的“两个批示”，给刘少奇安了罪名叫“黑线专政”。在平反过程中，张平化说，“黑线专政”不存在了，“黑线”还有啊。核查的结果，既没有“黑线专政”，也没有黑线。会上林默涵讲了“两个批示”的来历。“两个批示”是说，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员不搞社会主义，却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批示。第二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进，就将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据林默涵先生说“两个批示”都是江青折腾出来，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批的。林默涵就这样把“两个批示”否定了。否定了，当然很好。可是，认真一想，这里面有问题：是江青让毛泽东批的，但不还是毛泽东自己的看法吗？可见，当时许多人还是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毛泽东，尽量希望把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去，第一推给江青，第二推给康生。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林默涵是充满感情的。
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当时谁也没有说“防修反修”提法不对，只是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然后讲，社会主义是各种各样的。会上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他们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赫鲁晓夫认为，过去是用行政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要贯彻按劳分配、搞经济核算等等。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文化都出了很大问题的情况下出来的，他做的许多事情并不都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愣做文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在当时，这些观点是振聋发聩的。由于闭关锁国多年，严重缺乏国际眼光，对世界了解很少。除少数人外，我们谈问题，很少联系国际背景，更没有做国际国内比较研究。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看问题的深度。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什么一言堂，接班人，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废除终身制，党政分开，选举、法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有相当深度。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30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接着，他讲了终身制的危害。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讲得非常尖锐。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会上还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作了肯定的评价。
这次务虚会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中的极“左”理论方针政策，以及在这些理论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内容，现在听起来没有什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30年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谈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敏锐，还需要有一点道义上的勇气。应该说，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2008年6月28日采访的一部分。张显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已经于2013年9月18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