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青年卢卡奇思想的集中体现。全书围绕着“革命的辩证法”，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主旨，逻辑地展开了“总体性”、“物性化”、“阶级意识”等论题。在卢卡奇看来，要实践，首先需要抓住理论的本质（即总体性的原则），形成科学的认识方法；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产生正确的阶级意识，确定切实可行的斗争策略；最后，通过“向内”生活和“向外”活动的合理化，无产阶级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组织，使理论和实践“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通过这一系列要素和环节，理论和实践最终实现了统一。只有按照这一逻辑进路，才能全面理解该书的内容，准确把握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本真。
关键词：青年卢卡奇；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实践；总体性；阶级意识；组织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22-05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论阐释，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稍加考察不难发现，这些论述往往集中于某几个论题，譬如“总体性”、“物性化”、“阶级意识”等。不可否认，这些论题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卢卡奇的核心范畴。但笔者认为，分别就这些问题进行单独研究是不够的。此书的八篇论文是在1919-1922年间陆续完成的，但在编排上并非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卢卡奇在序言中则表示，这样的编排使该书“有一定的实际联系”，“因此读者最好按照这个顺序来阅读它们”[1]（p.39）。可见，要准确、全面地把握此书的内容，必须探求这些独立命题背后的内在关联性，亦即努力把握卢卡奇思想的逻辑理路。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探索。
一、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在序言中，卢卡奇指出，“我们在这里的基本前提是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经最终被发现了”，因此“我们的任务——而这是本书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1]（p.41）。这一方法的“命脉”是辩证法，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辩证法问题既是全书的中心意旨，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同时还是全书的逻辑起点①。
在首篇文章《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开宗明义地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是“改变现实”，即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实践，因此要理解它，必须将其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相统一。但二者的统一并非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还必须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1]（pp.4850）。事实上，这个论述对全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表明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环节和规定性”以及“理论的实际本质”进行分析。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把握这些要素和环节，“掌握群众”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改变现实”也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二、总体性原则——“理论的实际本质” 如前所述，革命的辩证法有赖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此情况下，意识的产生便“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而“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1]（p.49）。这里的“理论”指的是辩证法，而它的实际本质就是总体性原则。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第2篇）两篇文章中，卢卡奇通过对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批判与对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总体性原则，大致可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1]（p.104）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从社会结构方面看，总体性原则主张认识活动应该在社会结构的复杂系统中进行，同时在某一时期的具体社会结构中，必须将对事物关系的认识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认识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一种共时性的特征。
第一，总体性意味着超越孤立的“事实”而发现复合的“现实”。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卢卡奇坚决反对这种论调。一方面他认为这种纯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事实”的获取本身是经过思维加工的，它已经包含有某种“解释”；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纯事实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这种方法通过精确的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似乎抽象出了某种“规律”，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1]（p.28），这些脱离现实生活土壤的规律对于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只是孤立的“事实”，而不是复合的社会“现实”。现实是许多规定和要素综合的复杂系统，要立足现实，必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
第二，总体性意味着超越“物”的关系而发现“人”的社会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使“片面因果联系”转变为“相互作用”。庸俗唯物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所谓的相互作用“仅仅是指两个一般不变化的客体彼此发生因果关系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事实上“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因此他主张超越事物的静止状态和机械、表面的相互作用，而将其置于整体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认识，因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p.723）。换言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只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表现与承载。
从历史运动方面看，总体性原则主张认识活动应该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这意味着使“历史事件”发展为“历史过程”，体现了一种历时性的特征。卢卡奇明确表示，“如果抛弃或抹杀辩证法，人们就无法理解历史。这并不意味着，离开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和时代作出或多或少准确的说明。但是这不可能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描述历史的某一个方面同描述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对立”，“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p.61）。简言之，总体性原则坚持将事物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环节，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事件去看待。而为了论证这种历史性的意涵，卢卡奇将卢森堡和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学家对于资本积累问题的不同看法②作为具体例证。卢森堡根据经济危机的发生提出了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但庸俗经济学家认为，积累问题是多余的。“经济现实好像是一个受永恒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积累是不相干的两种现象，因此资本是能无限积累的。而卢森堡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无限制地积累资本，那么资本的无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证明”。这种说法无疑将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辩护，然而，“在罗莎·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奥狄浦斯之路的性质”，这表示她“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1]（pp.8288）。
以上论述表明，卢卡奇坚持以总体性原则来认识事物，主张任何事物都是社会总体的一个缩影，是对总体的反映。而“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1]（p.78），总体性原则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可避免地越出客观事物的边界而触及主体。于是，卢卡奇转向了主体，开始关注意识的产生这一“决定性步骤”。
三、阶级意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主体要素 总体性原则已然建立，那么问题便在于找到贯彻原则的主体，即找到被理论所掌握的“群众”，惟其如此才能巩固理论并切实地运用它来指导实践，“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在现代社会中，唯有诸阶级才提出作为主体的总体的这种观点”[1]（p.79）。换言之，卢卡奇认为，只有总体性的主体才能真正地掌握总体性的原则，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只有总体性的主体才能把握总体性这一理论本质。于是在接下来的《阶级意识》（第3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第4篇）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第5篇）、《合法性和非法性》（第6篇）四篇文章中，卢卡奇开始致力于对阶级意识问题的讨论，以借此建立主体的总体性，这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主体要素。卢卡奇认为，这种统一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中才能真正实现，而无产阶级意识的确立则需要无产阶级对其历史使命及其统治合法性的深刻体认。
（一）阶级意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但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一的生产体系不可能出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同时，由于社会主要依靠血缘、宗教等结合，社会中存在着多种等级阶层，正如马克思所言，“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3]（p.571）。而“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等等恰恰意味着从概念上和组织上对这种‘自然的’地位的确定在经济上仍是无意识的”[1]（p.114），从而政治地位遮蔽了经济地位，等级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所以“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纳入了庞大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由于在生产中处于截然不同的地位，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直接对立的群体。同时，资本阶级的胜利意味着等级制的取消，国家成为资本阶级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暴力工具。社会关系的简单化以及社会经济生活同国家政权组织的密切联系，使阶级意识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
（二）资产阶级意识：从“虚假”到“虚伪”[1]（p.126）
资本主义社会催生了阶级意识，但资产阶级意识命定地将遭受悲剧性的灾难，即“在它发展的顶峰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因而必然要摒弃自身”。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其阶级意识先天地具有矛盾：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却培养了自己的敌人——无产阶级；“自由、平等”是它的立身之本，但在这一口号下它制造着“奴役、压迫”；它使阶级斗争在历史上被确定为事实，但又必须千方百计地将之从社会意识中抹去；它极力凸显人的个性，但事实上无法避免对人性的忽视和消解。质言之，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虚假”意识。
为了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方面，资产阶级将社会结构描述为自发形成的，因而是纯粹自然的和理性的规律作用的结果，从而取消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过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由此资本主义制度便获得了无限客观的合法性。同时，它旗帜鲜明地高扬个体的价值，以试图遮蔽个体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对此马克思早有察觉，他提醒我们，“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摒弃历史过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p.135，p.154）”，以此来极力强化资本主义形式的非生成性、超历史性。但按照前面的分析，由于本身固有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灭亡的。
可见，资产阶级对自身局限的意识是愈益增加的，但它极力地掩饰，这就导致其在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解释上根本地违背了总体性原则，从而无法获致对社会本质的真实把握。于是，资产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由客观上的“虚假”走向了主观上的“虚伪”。
（三）无产阶级意识：从“虚假”到“正确”
资产阶级意识是虚假的，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意识具有先天的正确性呢？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意识需要经历一个从“虚假”到“真实”的变化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卢卡奇将这种现象称为“物化”③，他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虚假性也缘于这种物化。资本主义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使得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只是作为机械系统的一个零件。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主观能动性日益削减，从而其革命意志也不断衰竭，同时分工状态也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孤立状态，而工种的不同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等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人生活状况的差异。于是工人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分裂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离上，实际上就是“个别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分离[1]（p.133）。
虽然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无产阶级决不会允许这种分离状态持续下去。“在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中，在它的客观错误中却隐藏着一种对正确的东西的追求”，“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1]（pp.134136）。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坚持总体性原则，从而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因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宝贵的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卢卡奇明确要求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它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1]（pp.311313）。
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因为它能够对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进行合理地判断和权衡，逐步地认识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合法性和非法性》中，卢卡奇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活动方式的考量——究竟采取合法还是非法的形式，更多地需要考虑其动机以及带来的结果。在不同情况下，对机会主义者与革命的不妥协者采取的行动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一个党可能机会主义到完全背叛的程度，然而有时不得不转入非法状态”，而“最革命和最不妥协的共产党有时能够在几乎完全合法的状态中工作”，所以无产阶级要认识到合法性和非法性问题的策略性，“既摆脱合法性的胆小病又摆脱非法性的浪漫主义”[1]（pp.350，366）。在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要敢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而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就不能仅仅凭借纯粹的暴力来应对来自个人和集体的每次挑战，而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和法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必须具备和承担起基本的社会经济职能，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在对策略问题的理性判断后，无产阶级建立起正确的阶级意识，这是对社会总体状况的合乎现实的反映，是对人类历史利益的合乎理性的表达。
四、组织——“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形式”[1]（p.396）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的阶级意识，而实践必然要在组织的领导之下，因此在最后两篇文章，即《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第7篇）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第8篇）中，卢卡奇着重对组织问题进行了说明。
卢卡奇认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但是长期以来组织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集体无意识，部分地是由于“过高估计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质”[1]（p.373），这种倾向以卢森堡为代表。在《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中，卢卡奇对此作了分析。卢森堡的这种“有机论”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如何看待机会主义问题上，卢森堡虽然不同意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她认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思想斗争，不需要在组织领域内解决。也就是说，斗争的重点应放在说服机会主义的支持者、在党内赢得多数上。事实证明，这种非组织的手段并不能真正阻止党内的分裂，而只会造成一种“完全虚假的派别结合”，为党的团结埋下深深隐患；在如何看待工人运动问题上，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把组织问题看作工人运动中革命精神的保证，赋予组织问题以中心作用”，而“认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性中才能找到”[1]（pp.381，383），而工人运动的这种“有机”发展能从内部建立起革命的团结。卢森堡肯定了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意义，这是正确的；但她认为运动会自动地、“有机地”发展下去，则表现出了一种革命乌托邦主义。卢卡奇认为，是对当时革命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造成了卢森堡的错误态度，而在“深入体验实际的革命”后，卢森堡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接着，在末篇文章《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卢卡奇系统地阐述了组织的作用。其一，组织能使理论和实践“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组织不仅提出了理论问题，更为实践的开展准备了条件。所以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应该向前跨进一步，去“阐明那些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因素”[1]（pp.397，396）。其二，组织能使无产阶级意识从自发向自觉发展。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自在存在的，也不会自发产生，必须通过外在的灌输才能真正成为自觉的形态。为了使无产阶级形成巩固的阶级意识，以应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革命队伍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立场的动摇，结成强大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共产党不应该以宗派的方式代替无产阶级去行动，而应该设法通过阶级的行动去推进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真正发展。
而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组织的“向内”生活和“向外”活动的合理化，这就要求正确处理两方面的关系：向内是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向外是组织与其所属阶级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卢卡奇主张组织（即党）要“能够把所有党员召到一起来全身心地参加党的活动”，显然，“集中和纪律原则”是其保障[1]（pp.432，437）；在后一种关系中，卢卡奇主张组织与其所属阶级，即党与工人阶级应保持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始终是阶级的一部分，绝不能完全地脱离阶级，而应成为阶级的真正代表。应该说，卢卡奇对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这种张力关系的认识是非常中肯的。
可见，卢卡奇充分肯定了组织的必要性，同时对组织问题保持着十分的清醒。恩格斯说过：“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1]（p.414），而卢卡奇则指出，“自由并不代表价值本身。自由必须为无产阶级统治服务，而不是无产阶级统治为它服务”[1]（p.390）。这是对恩格斯说法的绝佳的注解。
概而言之，青年卢卡奇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要实践，首先需要抓住理论的本质（即总体性的原则），形成科学的认识方法；在此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正确的阶级意识，确定切实可行的斗争策略；最后还需要建立坚强有力的组织，通过这些要素和环节，理论就变成了革命的工具，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便实现了。表面上看，他的逻辑是合理的，因而就其内部而言是自洽的。这种逻辑也明白地昭示了卢卡奇的初衷是“坚持马克思的学说，绝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然而事实上，这种逻辑却内含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对于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缺陷首先在于，他的逻辑基点是不坚实的。卢卡奇忽视了一点，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最强调的。那就是，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是阶级意识的产生，抑或组织的建立都必然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动因的。正是由于基点的不稳固，导致了其逻辑的不彻底性。卢卡奇力主总体性原则，但对于主体性的过分强调与对于客观物质条件的忽视，本身就背离了总体性，因此他的逻辑日渐偏离了既定的轨道。诚然，由于卢卡奇当时尚处于多种思想的复杂影响之下，从而并未能充分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和真谛，但在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斗争中，卢卡奇确实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维度与思路。笔者认为，列宁对于卢森堡的评价，同样适应于卢卡奇。“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1]（p.643），而卢卡奇始终是一只鹰。
注释：
①许多学者认为卢卡奇所言的辩证法就是总体性。而笔者认为，在卢卡奇那里辩证法主要有两层含义：首要的内涵在于其革命性，这一点在其题记中对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引用中可见一斑；另一层含义便是经常被论及的“总体性”，总体性确切地说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它是形成无产阶级意识、进而进行实践的认识前提与方法论基础。在其中，革命性是辩证法的目标旨趣，它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全书事实上是围绕着“实践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而总体性不仅是全书的逻辑起点，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也必然贯穿全书的始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总体性是服务于革命性的。
②卢卡奇在序言中明确表示，由于“在本书中……最着重强调的将是这些问题的方法论方面……我们的讨论将只限于它们的方法论的前提和结论”，因此书中只是从方法论上将卢森堡和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学家进行比较，没有过多涉及资本积累理论的内容。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页。
③卢卡奇所指的“物化”与马克思的“物化”不完全一致，它没有包含“对象化”这层意涵，而主要是指“异化”。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段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