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口号”论争，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国防文学”是由周扬等人为响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文学口号，目的是团结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致力于抗日救国的文学创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由鲁迅、冯雪峰等人基于无产阶级在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提出的口号。应该说，论争双方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是没有异议的，分歧在于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对此，参与论争的徐懋庸曾回忆过毛泽东1938年的论述，毛泽东讲道：“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
在这场论争中，刘少奇于1936年10月以“莫文华”的笔名在《作家》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受到颇多关注。全文共2000余字，但观点鲜明，立论周正，富有启迪。文章开门见山点出主题，“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罢”。接着，刘少奇在文章中回顾了这次论争的发展过程，肯定了鲁迅和茅盾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都可以用，二者并非对立的观点，接着重点批判文艺界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强调“这次的论争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文章梳理了文艺界在宗派主义方面的历史根源，指出因为抗战形势的需要，“现在说明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必要了”。从文章来看，刘少奇的论述显然超越了论争双方的口号之争，对文艺界当时存在的错误问题切中肯綮，并指出了实质所在，为文艺界克服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进而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刘少奇的这篇文章，理论界和学术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对这场文艺论战给予了总结性的论述，它对增强文艺界的团结，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两个口号的积极意义，做出了公正的裁决，为后来正确认识这场论争提供了完全正确的观点”。日本学者竹内实后来评价说：“读了这篇文章，感到敬佩。阅读当时国防文学论争的各种论文，并进行比较，莫文华是公正地看待了鲁迅的。”《鲁迅研究动态》的评论员文章也指出，这篇文章是刘少奇“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文艺界当时的实际所发表的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对‘两个口号之争’所做的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于现在、乃至今后文艺界的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刘少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批判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错误上，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
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致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德、意、日等国法西斯主义膨胀、扩张势力抬头，国际安全与人类和平遭受严重威胁。为阻挡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势头，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大会还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就中国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断加紧其侵华步伐。特别是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进一步侵吞控制了我华北地区，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由此，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号召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发生新的转向。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并不知道会议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但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需要独立思考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一到陕北，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随后，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日本要“吞并全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为此，必须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态度的军阀，乃至地主买办阶级到反日战线中来，强调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决议第五部分以“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为題加以专门分析。决议指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敌人，一方面是争取“广大的群众”到“党的旗帜之下”，党必须去“一切革命的同盟者中”开展工作，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决议还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根源，即对新的政治形势不了解、对变更的策略不了解，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和基本纲领联系应用于实际;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指出其实质表现是害怕统一战线，其结果必然是脱离群众。决议还指出，“左”的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强调必须同其做坚决的斗争。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是由张闻天起草并向会议作的报告。
刘少奇参加了瓦窑堡会议，对会议内容和精神是熟知的。12月29日，瓦窑堡会议结束没几天，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前往华北领导开展工作。在会上，张闻天说：“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可以去，已得少奇同意。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
说到这儿，有必要谈谈张闻天的情况，以及刘少奇与他的交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1935年8月19日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确定张闻天负责组织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1月3日下寺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中央领导人兵分两路行动：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开展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开展军事工作。就此，刘少奇与张闻天在工作中有了更多交流合作。
张闻天对文艺工作十分熟悉，五四时期，他就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位热忱的战士”，“以丰富的翻译、多彩的创作和深刻的评论投入当时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的长篇小说《旅途》，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1931年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任中央宣传部长，直到前往中央苏区前，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对当时党的文艺组织如文委和左联等，都曾给予了重要指导。特别是1932年他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文艺战线上的“左”倾错误。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文章批评了关门主义的几种主要表现，如认为“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只有大众文艺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等。这种关门主义，实际上抛弃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使无产阶级文艺限于孤立之中，必须“坚决的打击”。这篇文章的精神实质，与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对关门主义的批判是相同的。
不可否认，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张闻天也曾犯过“左”倾错误，但经过实践的教训，他改正了自己的认识。毛泽东曾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张闻天与“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分歧，就是从如何看待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开始的。思想认识转变后的张闻天，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如长征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剧，他先后写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等。
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也与张闻天有极大关系。主张“民族革命戰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就是受张闻天的委派前往上海的。冯雪峰30年代初在上海就曾在张闻天领导下开展文艺工作，他与上海左翼文艺界的各方特别是与鲁迅比较熟悉。党中央和张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主要任务，就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在上层构建统一战线的用意。在冯雪峰出发前，张闻天几次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但是，冯雪峰到上海后，并没有很好地完成构建统一战线的任务，反而引发了左翼文艺界内部的论争。在去上海前，中央还给冯雪峰一个任务：“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张闻天当时在中央“负总责”，因此，“两个口号”的论争他是知道详情的，这从后文中将要提到的他给刘少奇的信中，以及1936年7月他委托刘鼎带给冯雪峰的信中可知。
再说刘少奇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受中央派遣前往华北领导开展北方局的工作后，根据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新的精神，借助自己以往在白区斗争的丰富工作经验，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当时，张闻天兼管北方局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刘少奇与张闻天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比如，1936年6月，刘少奇到北方局工作不久后，就派人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特别谈了华北的局势。7月11日，张闻天签发的中央书记处致王明的通报中央若干情况的电报中，就提到，“我们已派刘少奇赴北方为中央代表，北方工作有进步”。可知，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相关工作已向中央和张闻天汇报过;张闻天亦将中央精神传达给刘少奇。8月5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到：“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指示信还就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党的领导方式等提出了具体指示意见。更为直接的证据，是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的信。信中上来就说，“你七月十九日来信收到”，说明之前刘少奇给中央和张闻天写信汇报过工作。信中，张闻天代表中央就白区的党派统战、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文化团体、青年组织、白军工作以及白区工作方式等作了明确指示。信的最后还说：“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借助于和张闻天的交往，刘少奇对当时中央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还应看到，反对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共识。比如瓦窑堡会议一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并说适应这时局必须“改变策略”，“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在陕北时期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到达北方局后经过实践锻炼使认识进一步深化具体;再加上通过与张闻天的交往，无论对中央精神还是对当时文艺界的状况，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为刘少奇撰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三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对我们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即“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刘少奇都有清醒认识，并进行了坚决抵制。由此他也多次遭受错误批评。
比如他对“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中共六大前后，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到顺直指导工作。在解决顺直省委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开展工作的刘少奇多次受到当时中央的错误批评，被冠以“取消主义”“命令主义”的帽子。1929年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开展东北工作时，特别是领导开展中东路斗争时，针对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他提出要“及时转变群众斗争的方式及我们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等正确主张，有效推动了工作进展。但这些举措，却受到当时一些“左”倾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说他“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认为刘少奇“将消灭满洲的党”，“该打五百板子”;说刘少奇拒绝中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障碍物”。究其原因，不能说刘少奇没有过错，但更多的是他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领导开展工作，与中央当时的“左”倾错误发生冲突的结果。中央的多次错误批评，并没能改变刘少奇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反而促使他对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总结。1930年3月，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
再看《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对关门主义这种“左”倾错误表现形式的批判，可以说是刘少奇的一贯思想。参加革命工作后，刘少奇长期领导白区工作。革命时期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工作，极为危险艰辛，作为领导者，刘少奇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工作方式和措施，来推动白区工作的开展。“左”倾错误对白区工作的干扰破坏更为严重，刘少奇从实际经验教训出发，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对此进行批判。1928年10月，针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他在《论口号的转变》中就指出：“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对那种不顾实际条件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重要干部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的“批评和抵制”。刘少奇先后发表了《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建立辅助组织问题》《批评“推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建立什么？》等文章，同实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刘少奇主张，在困难条件下特别是在革命的防御阶段，要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争取群众，甚至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联合他们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改造他们。但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却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2年3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因此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在撰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前，1936年4月10日，刘少奇写了著名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当时他刚到北方局不久。这篇文章，是刘少奇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糾正“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撰写的理论文章。文章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列举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它们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文章指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那就要阻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文章最后强调，“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可以说，这篇文章既是刘少奇对自己以往反对“左”倾错误思想的系统梳理总结，也是他用以开展下一步工作的理论指南。从主旨上看，《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对关门主义的批判，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如果说《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对关门主义的批判是刘少奇一贯的思想主张;那么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则是他结合新的实际提出的主张，显示了他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刘少奇选集》为例，其中收录的文章，最早提到“宗派主义”一词的是写于1937年5月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其后诸多文章都有相关论述。如此可见，《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刘少奇十分敏锐地觉察到宗派主义将对我们新的抗战工作和统战工作带来严重危害，必须严加清算预防，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文章中，刘少奇肯定了鲁迅对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评，指出“在现在克服宗派主义，实有很大的必要”，“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
刘少奇的论述是中肯的，批判的靶子也是准确的，当时的左翼文艺界，的确存在着宗派主义，并给我们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制造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多年之后，参与那场争论的周扬曾回忆说：“有宗派主义，双方一争就下不来台。徐懋庸给鲁迅写信，鲁迅复信驳斥，冯雪峰以吕克玉笔名写文章骂我们。”为此，刘少奇应该是收集了不少材料，这从文章中他提到的文坛上周扬、徐懋庸和胡风、冯雪峰等争论，以及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章的熟悉情况，是能够看出来的。
刘少奇发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介入他并不十分熟悉的文艺界工作的初衷，可以理解为他深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之急迫，更进一步说，是出于他作为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编辑 黄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