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释读教育性涵义的基础上，从教育目的、人文价值、思想意涵和大学诉求四方面探讨了大学科学研究的教育意蕴，即从教育目的所关注的点——德、智、体、美、劳几方面挖掘了科学研究中内含的相应教育因子以及在科研过程中的育人表征；从科学研究文化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其人性陶冶的意义和文化熏陶的价值；从科学研究思想启迪方面探讨了其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思想意涵；从科学研究在大学里所固有的特性阐释了教育性是其为一种本然诉求。
关键词：大学科学研究；教育性；人文价值；思想意涵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1)01-0020-08
要回答大学科学研究的教育性问题，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教育以及教育性又是什么的问题。所谓教育，是“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指学校正规教育活动，也包括社会上一切含有教育因素的活动(《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荀子·修身》也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由二者的释义，我们便看到了教中有育，育中有教。教育在希腊人那里有两个词表示：一个是Agoge，另一个是paideia。Agoge的意思是指引、约束、管教，相当于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Pais的意思是儿童，Paideia是Pais和Paidia合成之词，其意思为儿童运动或游戏。既包括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和培养，又包括在活动中受教者身心得到自然和谐发展。从这两个词我们似乎看到了斯巴达与雅典教育的区别与不同。关于教育，卢梭认为有三种：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情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黑格尔认为，“教育的任务是‘训练精神以反对任性的想法，并要求对这些任性的想法加以破坏和克服，来替合乎理性的思维扫清道路”’。而纽曼则说：“教育是一个较高级的词，包括对我们的精神本性以及性格的形成起作用的行为，”密尔还说：“为使我们的本性日趋完善，教育不仅包含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囊括了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它甚至包括对人的性格和能力产生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
从中西语境下教育概念的表述及分析来看，大凡一项活动只要对人的灵魂有触动、人性有向善、思想有启迪、觉悟有提升、行为有向美、知识有长进、思维有变化、能力有发展、体能有改进，我们认为这项活动就产生了积极作用，发生了积极影响，产生了教育效果，具有教育性。这是从其活动的结果来看教育性的。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在法律上也有同样的观点。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教育子女使之达到身体上、智力上和心灵上的完善……”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某项活动的教育性。凡是含有教育因子的活动，它必定也具有教育性。教育因子既有形而上的因子，如信仰、思想等，又有形而下的因子，如方法、过程等。这可以从我国教育方针关于培养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发展的人才的要求来理解，只要一项活动内含有养成德性的、发展智力的、提升体力的、激活审美情趣的和改观劳动态度与技能的等教育因素，这样的活动也一定会具有教育性。从教育性的解读看，大学科学研究，不论是个体的，还是团体的，只要你身在其中，无论是教师或研究者还是学生都会受到教育。大学科学研究的教育性不仅指其“过程”——科学研究的教育，也指其“成果”——真理、知识或科学知识的教育。但对学生来说，除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教育性外，还会受到老师的指导教育或同学之间的互为启迪式的教育。为此，本文试图从教育目的、人文价值、思想意涵和大学诉求等视角探讨大学科学研究的教育意蕴。
一、科学研究的教育性：教育目的的考察
从我国教育目的、方针来看，教育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否对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能产生积极影响、发生积极作用和收到积极的效果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它具有教育性。下面我们依次予以考察。
科学研究是一个艰苦求索的过程，充满着苦涩，忍受着各种磨难，牺牲人生的许多乐趣甚至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失去生命(如天文学家布鲁诺为捍卫真理而被教会活活烧死)……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品格、没有顽强的拼搏以及为科学的献身精神，那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一旦遭受挫折或责难就会半途而废，一事无成。一般而言，科学研究是在充分的浓厚学术情境下和缜密的氛围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境中，研究者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思维等不仅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显露，而且他们的这些积极品质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生长、提升和放大。马风歧教授认为：“教育是人们精心设计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们希望在受教育者身上培养有积极价值的品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像自然科学科学研究者总是在一定的自然观所规范的图景或思维框架或实验场域中描述自然现象、观察实验和分析试验数据，并将自然观的思辨形式转化或升华为科学概念、科学规律和科学方法。由于有先贤的榜样导引和导师的孜孜以求的示范，这些榜样和示范对学生在德的方面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有这种影响，马教授的希望——“有积极价值的品质”显然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得以达成。在杜普伊斯博士和高尔顿博士评析杜威问题解决法时也坚持认为：“这种探求方式既能产生真理也能带来善。”其实，科学研究的探索过程本质上就类似于杜威方法，因此，科学研究的探索过程也能带来善。从历史上看，科学在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体制下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政治家一般是在演讲和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他需要用当时所有知识(当然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来论证施政纲领，辩驳各种观点。犹如西塞罗所言，作为一个雄辩者必须要掌握当时所要的知识，以便用发现的知识为各种政治主张来辩护。在海德格尔那里，政治与逻各斯之间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政治的技能主要就是驾驭语言的技能，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它的规则和有效性。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产生和形成了一批用语言交流和表达的知识或学科如修辞、逻辑、语法、雄辩术、演说术等。这些学科就是探寻语言表达和交流的原理和规则即规律。洪堡曾说：“但无疑科学是培养道德智慧的最合适的材料。”赫胥黎在《科学与道德》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科学是一门有高度德性教育的学科。可见，科学研究所发现的知识或规律即科学可以大大地丰富和增强人们的道德智慧和政治智慧——既能够掌控着自己的灵魂又能够驾驭他人的智慧。从西方的“哲学王”到中国的“圣人”，人们所诉求的：他们既是政治的，又是道德的，还是智慧的。即中国语境下就是“德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