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思想界在介绍和评说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受到了广泛关注，以至于经常有人将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相提并论。出现这种文化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从大同学说中汲取构建新社会、新世界的思想源泉。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同学说成了中国人最初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五四后期，伴随着国人对社会主义了解的深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区别开来。
关键词 社会主义评说 大同学说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39-08
清末民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清新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界传播开来，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思潮。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西学冲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等因素影响，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在社会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中国人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在关注清末民初社会主义传播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大同学说的影响，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吴泽《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郑林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新论》、陈鹏鸣《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等著作和论文对此都有所涉及。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以大同学说的影响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部文化动因。
一、大同学说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
社会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传到中国的。起初，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是很完整，更谈不上准确，很多人甚至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相提并论，牵强比附。虽然，大同理想所设计的中国式乌托邦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当时背景下，这却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接触、认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
大同社会是古代中国人长期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是中国式的乌托邦社会。关于大同社会的渊源及具体情形，《礼记•礼运》是这样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第九》，《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344页。从《礼记•礼运》的记述可以看得出，孔子所描述和向往的大同社会，其实是指远古时代黄帝、尧、舜时期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私产、没有贫富、人人均等、物尽其力、人尽其才、社会太平。由于《礼记》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之一，并且该书明确指出大同学说出自孔子之口，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总习惯于将大同学说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来看待。即使北宋之后李清臣、吕祖谦、朱熹等人对大同学说是不是孔子的思想有所怀疑， 相关言论见郑林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新论》，《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也并没有引起广泛响应和认可。但是，清末民初，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日益式微，文化界开始对大同学说的出处，以及是否属于孔子思想的范畴产生质疑并进行了激烈争论。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康有为不仅坚信大同学说是孔子思想的精义所在，而且认为“大同之学”是孔子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为此他说：“若无《春秋》三世、《礼运》大同之学，则孔子之道，已不能范围今世矣。”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2页。与康有为相反，吴虞则认为，大同学说源于老子，指出：“孔氏问礼于老聃，礼运大同之说，乃窃道家之绪余，不足翘以自异。” 吴虞：《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也对于时人将《礼运》大同学说纳入孔学范畴表示怀疑，认为“（孔家经籍）只有《礼运大同》一篇话看着刺眼，觉得大不对。”并指出：“这篇东西其气味太与孔家不对，殆无可辩。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此。他所作的《大同书》替未来世界作种种打算，去想象一个美满的境界；他们一班人奉其为至宝，艳称不胜，我只觉其鄙而已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2-463页。大同学说是否属于孔子思想是近代以来文化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公案。本文无意参与此争论，只是想说明大同学说无论与孔子是否有关，这一中国式的乌托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大同学说受到了广泛关注。其情形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晚清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激起的另一股浪潮是《礼运•大同章》的崛起。” 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清末民初，不仅思想界经常有人对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进行比较，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将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等量齐观。在当时，大同学说实际上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衔接点，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民族文化基因。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的消息就零星地传入了中国。王韬、黎庶昌、李凤苞等人先后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情况。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来看，最初一些翻译者是用 “大同”、 “均平”、“均贫富”之类的词，来概括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18页。维新运动后，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记录，就资料的可靠性而言，人们还是习惯于把时间追溯到1899年。就在这年的2月到5月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这篇长文在一开始就指出自己所介绍的是西方的“大同学”，指出：“近而究大同（二字出礼运篇，盖禹汤文物成王周公之治，仅小康耳）之理，纵使名流接踵，多冥心屏气而不之道。”正是在这篇介绍西方“大同之理”的长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中文译名，指出：“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大同学》共分十章，而《万国公报》只刊载了前四章。为了使时人对该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将《大同学》单独成册出版。在该书的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恩格斯及其学说也多次被提及，认为“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出版社，1983年，第41-44、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