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对中共历史而言，是中共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日记》，引用只注明上下卷和页码）。《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对延安等级文化和不良现象的批评遍及《日记》笔墨
作为一个作家，萧军的心灵是非常细腻的。他刚到延安就发现，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上卷页1）。
有一次他开会回来：“忽然一辆汽车呜呜地叫着从人群后面冲过来了，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去了。当时使我感觉到好像从我的心上这样冲开了一条路，我和这坐汽车的人有了区别。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但我不知道这车里坐的什么人？”（卷上页162）还有一次，萧军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他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卷页175）。
萧军看望住院的爱人王德芬的时候，听到在他看来是“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注1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卷页200）。
萧军对延安日益明显的个人崇拜现象非常不以为然。他某天“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上卷页115）。他看到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一般党员当然要以支书的意见为意见，所谓‘正义’‘公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还要说‘群众意见’这是骗人”（上卷页318）。
首长们享有特权，老百姓们自然有看法：“看见我们同志把很多吃不了的饭全喂了鸡，他们心疼死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落下一粒饭也要拾起吃了啊！这里却喂鸡！”（上卷页538）萧军有一段时间自愿离开延安到二十几里路外的农村生活，深切感受到那里的居民只有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没有权利的享受，更谈不上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天晚饭后他到借住的村长家，村长小儿子问他：“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萧军被这孩子的话震动了：“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与——这给与了孩子这印象”（下卷页277）。此后他“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出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个吃公粮的人！”（下卷页288）。
萧军看到延安周边地区居民文化生活状况之差，出乎想象。一位刘姓老人谈起光绪年间的事：“那时候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有六个麻钱一个……今刻……”（下卷页317）这位老人留恋着自己的时代，左肩上还垂留着一条小辫子。萧军明白他对目前社会的不满和不解。他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下卷页293）。对于中共当时力捧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当地老百姓也不买账，他们说，“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下卷页339）如此可反映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如秧歌词中所唱：“革命工作做得好，毛主席请你把官封……”（下卷页331）。
延安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地位方面。
萧军初到延安就非常看不惯毛泽东和王明两位夫人的作风。他写道，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岗位，随丈夫“光荣”去了。萧军把她们比作“月亮”，自身没有热力，借重丈夫的光辉，“蓝苹，孟庆树，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他甚至毫无保留地写下，“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娇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上卷页8）。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他很打算写一些小说暴露这类“革命的流氓”（上卷页74）！
还有一种萧军看不惯的现象是外国专家在延安的表现。有朋友告诉萧军“中央医院一个苏聯外科大夫要找一个临时爱人的事，他是有老婆在本国的”（上卷页68）。萧军也曾亲见中央医院一位苏联外科医生把一只老百姓的狗随便用手枪射杀了，翻译还大叫让路人拖去吃狗肉；几天后又见这位医生骑马追着几个女孩子说笑，有点流氓性（下卷页106）。
延安的法制状况也远不能让萧军满意。他在一次参议会上听主席高岗报告，一位名叫李景林的参议员，因为枪支走火打死了人，主席团决定开除他的议员名额。这时萧军提出反对。他认为，根据“外面”的刑法总则，这个议员的罪名尚未确定，因此不能先行“褫夺公权”。他主张先停止其议员职务，交由检察机关调查；待审判庭判明罪行，再来决定处分。这件事让萧军对主席、政府和法律教授生出一种无知的可怜（上卷页333）。萧军还听过延安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的经济状况，包括制作鸦片烟膏，他很难过。厅长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上卷页399）这让萧军不禁感慨：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