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朱德的长女，本可一生显赫，但她却历尽坎坷，一生曲折，始终保持罕有的隐忍低调。
2009年4月13日上午10时22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朱德元帅之女朱敏逝世，享年83岁。
讣闻一出，中青年两代北师大人沉默了。他们曾多次与这位老人在校园里擦肩而过——她坐在轮椅上，与身后的老伴低声细语，面容安详。
那时，无人知晓她的身份。
信被寄出，很快又被退回。康克清把它小心收进箱底。无论生死，朱敏都应知道爹爹曾以这样的方式思念过她。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很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康克清
1943年10月28日于延安
写信时，朱德几次停笔。长女朱敏已经在苏联消失两年多了。
让苏联那边帮忙找找吧々妻子康克清请求丈夫出面让苏联方寻找女儿的下落。朱德摇头。德军占领明斯克时，和朱敏一起在少先队夏令营失踪的还有其他国家的20多个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没开口，他如何破例，写信成了朱德唯一能表达思念的方式。
信被寄出，很快又被退回：邮路中断，无法投递。康克清把它小心收进箱底。无论生死，朱敏都应知道爹爹曾以这样的方式思念过她。
此时，朱敏正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长期的囚禁劳役生活让她患上颈部淋巴结核，患处溃疡生疮。简单检查后，德国医生粗暴地按住她的头，用剪刀硬生生直接剪去腐肉。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朱敏的身体在疼痛中痉挛抽搐。宛如酷刑的“治疗”只能加剧病情：溃疡面扩大，高烧不退，奇迹般地伤愈后，那里留下3厘米长的疤痕。
精神的孤寂总是伴随肉体的折磨。被囚禁的5年里，为隐瞒身份朱敏没说过一句中文，听不懂难友们的语言她也无法与人交流。我能等到团聚的那天吗?她蜷缩在狭窄的牢房里，怀疑自己随时都将丧命。
她不敢相信自己活了下来。蹒跚着走进外面的阳光时，大脑一片空白——在长期的沉默里，她几乎丧失语言功能。
朱德没有接女儿回国。国内局势更加紧张，他安排朱敏留在苏联继续学习。那封信在康克清的小箱子里发黄发脆，直到1951年方重见天日。朱敏捧着信泪眼婆娑，24岁的大姑娘不该轻易落泪，但她允许自己哭这一次。
缺失的母爱有外婆姨妈补偿，母亲的容貌有照片可查，父亲却是一片空白，她只能胡乱猜想父亲的模样。
苦难并非偶然光临，它自朱敏出生时便紧紧跟随。
1927年，姨妈赶赴中苏边境接不满一岁的外甥女回成都生活，对外宣称是自己寄养在外的女儿贺菲菲。外婆心疼朱敏的遭遇：父亲南征北战，母亲另结新欢，她与孤儿无异。
渐渐懂事的朱敏在外婆和姨妈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自己的身世。她恨母亲的抛弃行为，把对母爱的渴望转移到姨妈身上，而父亲的角色没有替代品，它一片空白。
1938年，成都大街小巷贴出对朱德等人的通缉悬赏公告。那是些什么人?朱敏指着悬赏画像问外婆，外婆脸色大变，拉着她迅速离开。“那个‘朱’就是你的爹爹。你爹爹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老人说。
“那就是爹爹!”朱敏胸口一热。她并不在乎自己是通过一张通缉照知晓父亲模样的。获悉真相的激动和，必须隐瞒身世的冲突成了12岁小女孩心里最甜蜜的痛苦。
贺家门外渐渐多出许多陌生人。国民党开始追查朱德长女的下落，他们最后锁定成都的贺家。
1940年，姨妈在回家路上被人“请”走。那真是你女儿?审讯者问，漫不经心抚摸刑讯室里的各种刑具。贺家满门的脑袋都系在姨妈身上，她装出不解又害怕的样子，一口咬定“贺菲菲”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拖延时间期望能等到营救者——共产党不会坐视朱敏和贺家人遇险而不管的。
两天后，姨妈终于被放回家。朱敏透过窗户看见姨妈有瘀伤的侧脸，脸白得像死人。外婆说：我让人带你去见你爹爹。她点头，这场无妄之灾由自己引起，唯有离开才能消灾。
朱敏渴望靠近父亲闻到爱的味道，朱德却从不把爱表露于外。所幸，他们中间有康克清这座桥。
朱德在路口的土墩上等了很久。14年来他只“见”过女儿一次：邓颖超带给他一张朱敏12岁时的一寸照片，小脸模糊得他戴上眼镜都看不清。
女儿乘坐的马车走进他的视野，他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朱敏从马车上直起身愣愣地看着朱德，酷似父亲的眼睛越睁越大。这是14年前的小婴儿吗?
朱敏只顾着哭。父亲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抹去她的泪水，泪腺却被刺激得更泛滥了。恍惚中，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她抬起头，看见爹爹身边站着名年轻利落的女干部。对方摸出手绢擦干净朱敏哭花的脸，牵她去洗脸洗手问长问短。这就是康克清妈妈?她立刻喜欢上对方传递过来的温柔气息。
出生后她只与父母同住了一个月，相见已是14年后。而这次团聚的幸福也只延续到春节，然后一别又是10年。朱敏对父亲有怨。
和朱德一起生活了22年，康克清知道这是个不会表达爱、却以为对方能明白自己想法的男人，而在这点上朱敏尤其像她爹爹。
1952年，刚坐完月子的朱敏第三次被父亲“赶”出家，独自住在北师大12平方米大的集体宿舍里。丈夫长年在国外工作，孩子被父亲留下照顾，孤寂的她再也无法忍受父亲的安排：房子这么大，难道就容不下我一个?为什么他不要我照顾他?为什么他总是拒绝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是不是嫌弃我?
朱敏赌气几周都没回家，朱德装作没事样，在和外孙玩耍时却忍不住发牢骚：“想不想妈妈啊?妈妈不回家，不是好同志，我们要帮助她改正错误。”
旁观者清的康克清让警卫把朱敏请回家。她们在门口就听见爷孙俩在客厅咯咯的笑声。朱德坐在沙发上，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外孙玩“扎胡子”，“扎扎扎”，长满大胡子的下巴瞅准时间就往孩子脸前凑，小家伙一倒一歪地左右躲闪，笑得口水直流。
“你不在的时候，你爹爹他每天都这么玩，他很开心。”
朱敏听见身后康妈妈的声音，“他没有参加到你的童年里，所以，他现在把所有父爱都补偿给你的儿子了。”她站在门外消化康克清的话。有些爱喜欢绕弯，必须经过委屈经过思考后才能掘出其中的真挚深沉。
朱德爱朱敏，便是如此。
作为领袖的父亲，严苛而矛盾。他让朱敏成为最低调的红小鬼，一生只为她动用过一次特权。
面的司机刘师傅载着朱敏夫妇去八宝山。他频频从后视镜里打量这对老夫妇。朱敏身上有他无法描述的气质，那是挺过重重磨难后留下的痕迹。
父亲去世后，朱敏深居简出，彻底淡化“朱德女儿”的身份，深居简出的她来得最多的地方便是这里。1976年，她亲眼见着监视父亲心跳的仪器发出死亡的刺耳长音，屏幕上划过长长的直线。她一口气憋在心里提不上来，直到丈夫在旁边大声提醒：你哭出来，你想哭就哭出来!
她“哇”地一声哭出来，就像14岁那年的恣意发泄。
朱敏陪着康克清一起又生活了16年。康妈妈有时会打电话给她：我想去看看你爸。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她们俩互相搀扶着去听八宝山的风。
朱敏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失去视力的左眼浑浊，但右眼清亮依旧——那是朱德给女儿挑选的最好的假眼。
1965年，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朱敏觉得右眼发胀发花。“也许是睡眠不足，眼睛有点疲劳。”她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几天后她夜行山路失足掉进山沟，睁开的右眼里只剩下黑暗：剧烈震荡引起视网膜脱落。
朱德第一次为女儿动用特权。他等不及让康克清给警卫员下达安排，立刻打电话联系首都医院的专家医生并安排飞机接送女儿回北京。做父亲的第一次后悔自己把女儿“驱逐”得这么远。
朱敏带着一只失明的眼睛回到北京。视网膜脱落时间太长，医生试图用保守疗法保住这只眼睛，却不料“文革”在此时开始了，参与治疗的专家们陆续从医院里消失，朱敏彻底失去复明的希望。
康克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专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新主治医生的话断绝了朱德夫妇的希望：只能做手术摘除眼球，否则左眼也会被连累。朱德转过头，他不想看着女儿的眼睛告诉她这个噩耗——她的眼是与自己最像的地方。
朱德坐在女儿的病床边，蒙在朱敏脸上的纱布后已经是一个可怕的空洞。“和保尔相比，你是幸运的。至少你的一只眼睛还能看见景物，一样可以工作，不必难过和伤心。”40年来他都习惯扮演一个严父角色，但紧紧握着女儿手的大手泄漏了他藏在心里的懊恼和悔意：我会给你一只最好的眼睛。
这只眼睛陪伴朱敏走完剩下的人生。它看不见光明，却能看见父亲小心翼翼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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